我们讨论的是哪个自由?

当我说“中国缺乏自由”的时候,有人会反弹起来问我“你怎么不自由了”,或者说“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由此开始的可能是沉默或者争论,在沉默和争论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搞明白,我们讨论的自由,是指什么?

首先,“绝对自由”这个概念应该先被扔了,提到自由的时候,没有人指的是绝对自由,因为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不受任何限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很容易达成共识:这东西不存在。且不说常人无法做到为所欲为,就算是封建社会里的皇帝,他想盖个房子还可能会被大臣参上一本,不可一世的暴君,也得受物理定律、生命规律的限制,无法穿墙而过,也无法长命百岁。这个概念是如此简单的可以被推倒,所以我们也就不用讨论它了。

还有一个概念叫“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承认人有自由意志,就是相信人的行为的最终决定者是人自己的意志。初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人的行为难道不是受自己意志控制的吗?然而至少有几个流派对此持有一定疑议,比如说,信宗教的人,尤其是信世间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人,按他们的逻辑,既然人的行为也是神所安排,那么人就会丧失至少一部分自由意志。再比如,有的人可能会信,人体都是原子组成,原子按照物理规律运动,产生各种电信号,决定人的行动,同时,也让人产生有意识的感觉,然而,其实一切都是物理规律在控制。

为什么自由意志这么重要,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社会法律的基石,我们为一个人的行为而惩罚他,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行为是受自己意志控制的,正如我们会对精神病者的罪行做一定豁免,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如果人的行为是受神的控制,或者受物理规律的控制,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惩罚他呢?

(关于自由意志,有一篇很有趣的短篇科幻,请点这里。)

然而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书中,开篇就讲了:

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曰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把这本《论自由》的书名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这个译法其实比较准确而精炼的概括出了约翰密尔心目中的自由:人是自由的,但仅限于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之下。一方面,个人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需要限制自己,尊重他人,另一方面,群体也要尊重个人,不能干涉个人处理私事时的自由,这就是所谓的群体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理论,简称,群己权界论。

然而康德却觉得这样的自由太过宽泛,根据康德的思想:

自由地行动就是自律地行动,自律地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

这里容易引起的一个误解,就是所谓的“自己所立的法则”,如果这个人是个坏人,他给自己立一个很离谱的法则呢,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后面还提到了,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举例说,你更喜欢咖啡的味道,选择了咖啡而不是大蒜,这种选择就不是自由的,因为你是听从了自己的味蕾本性。康德所说的法则,是指抛开人的各种感官喜好、各种社会传统束缚之后,纯粹用理性去思考的时所立下的法则,也是“头顶的璀璨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中的那个法则。简言之,康德认为人是自由的,是因为人有理性,而只有当人按照理性所制定的规则行动的时候,才是自由的。

扯了那么多我半懂不懂的哲学概念,介绍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名言,它来自于Learned Hand法官:

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我的这个博客,原来用的是一个很闷骚的名字叫pisces garden,现在改名成了“正确答案”,副标题是“不存在”,其实就是受这句话的影响:没有人可以规定什么是唯一正确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这种自我思考的权利,也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有自由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行动,才引伸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自由。

如果说,以上所说都太过于抽象,下面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前以色列副总理纳坦·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提出了“广场测试”,作为区分fear society和free society的标准:即人们能否径直走到广场上和平地发表见解,而不用担心被捕和虐待。

那么,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哪个自由?或者说,我们在哪个自由的意义下,是自由的呢?

读书偶得

《我们台湾这些年》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政府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美丽岛、蒋经国解禁只是两个点,不要忽略之前的铺垫、预演,更不要忽略之后李登辉的大力推动。

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政府)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扁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看陈水扁执政期间做过什么,以及如今台湾的公务员态度都很亲民,政府机关可以随便出入使用卫生间,台北市政府一楼办公大厅的氛围,都是从何缘起。

《蒋经国传》

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期,接受红式教育,在日记中,他写下了上面的心得。

《书名忘了》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到,他所谓民主的含义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他公开宣称,对他来说,民主就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当有人斥责我们在进行一党专政时……我们说,是的,一党专政,我们就是要一党专政,而且绝对不能没有他”。

何为“一脉相承”。

《The life of Pi》

To prosper, a zoo needs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democratic election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rule of law and everything else enshrined in India’s Constitution. Impossible to enjoy the animals otherwise. Long-term, bad politics is bad for business.

People move because of the wear and tear of anxiety. Because of the gnawing feeling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work their efforts will yield nothing, that what they build up in one year will be torn down in one day by others.Because of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future is blocked up,that they might do alright but not their children.Because of the feeling that nothing will change, that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are possible only somewhere else.

少年Pi一家为何要搬家。

Piscine, can this be true?” asked the imam earnestly. “Hindus and Christians are idolaters. They have many gods.”

“And Muslims have many wives,” responded the pandit.

The priest looked askance at both of them. “Piscine,” he nearly whispered, “there is salvation only in Jesus.”

“Balderdash! Christians know nothing about religion,” said the pandit.

“They strayed long ago from God’s path,” said the imam.

“Where’s God in your religion?” snapped the priest. “You don’t have a single miracle to show for it. What kind of religion is that, without miracles?”

“It isn’t a circus with dead people jumping out of tombs all the time, that’s what! We Muslims stick to the essential miracle of existence. Birds flying, rain falling, crops growing—these are miracles enough for us.”

“Feathers and rain are all very nice, but we like to know that God is truly with us.”

三个教的神职人员互相吐槽,这段真有趣。

《三体》

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一个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鱼再也不是鱼了;同样,真正进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

何为历史

初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我是把它当成类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书的,读罢之后,才发觉,此书虽以清末民初十一位历史人物为线索,然而读下去却会发现,本书要讲的其实是近代历史,而中国的近代历史,可谓波澜壮阔,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今天,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形态,无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不曾有过的,可谓是“千古大变革”。

提到近代历史,读这本《千古大变局》的时候,我总是回想起上学时读的历史课本:人物和朝代在课本里走马灯似地出场,时间地点历史意义穿插其间,虽热闹,不同的人、事之间却似乎是毫无关联,历史意义则是要死记硬背下来的。几年历史课上下来,到了如今,能记住的,只有朝代之间的时间顺序,以及一些历史名人的名字罢了,经常成为考试内容的年代,早就还给老师,至于第一第二第三的条条框框里圈住的某某事件的历史影响,更是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非想说,历史课毫无用处,它毕竟在我的记忆里打了若干根桩子,让我记熟了朝代和人物的名字,虽尘封在那里,但如果我现在翻起一本讲历史的书,便能把这些桩子连起来,理顺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曾纪鑫的这本《千古大变局》就是这样一本让人能理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关系的书。

比如说讲人,在曾先生笔下,没有纯粹的好人、坏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再是脸谱化的,书中从他们成长的经历,去剖析历史人物为什么做能那样伟大的事业,而又有着这样的不足,虽然是万里挑一的时代俊杰,却因身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有些事情注定无法成功,虽让人遗憾,却又无可奈何。

除此之外,书中讲人还会把人物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异同、在历史上的逻辑关系,让人物丰满起来,又让人物之间有了关系,比如把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摆在一起分析是分内之事,自不必提,书中还会讲,身处德国的马克思听到太平天国的消息是,会如何评价,还有,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上,刻着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中描述华盛顿的字句。

比如说讲事,本书会非常强调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事件上的传承关系,试举一例:辛亥革命爆发于武昌众所周知,然而为什么其他地方的起义都会失败,而唯有武昌起义成功?作者分析,因张之洞在位之时,实行“湖北新政”,经济、军事、教育的改革影响了湖北地区的文化思想,诱发社会阶层裂变,分裂出来的力量对旧制度有着极强的冲破的欲望,也就让武汉成了辛亥革命最适宜的土壤。

再比如张之洞在汉阳开办军械厂,生产“汉阳造”步枪,然而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国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仍然是这种“汉阳造”。作者说:若张之洞在天之灵有知,在为自己当年的洋务实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恐怕是为后人的裹足不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悲哀了!

历史最怕的,就是“断代”:朝代一旦割裂开,似乎就没有了联系,不同的朝代似乎像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庞大的身躯之间只有一处不起眼铆钉相连。而真正的历史,我更愿意用过山车去形容: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又有时迂回,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巨浪滔天,虽能感受到平稳与骤变的不同,却无法找到平静与巨变之间,精确分割的那个点。历史也是如此,虽然能知道哪个朝代于哪一年正式建立,但若说人心或是社会,却是平滑变化的,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推翻皇朝统治,后面却又有袁世凯的称帝,反反复复,谁又能告诉我,中国的社会和人心,是哪一天进入了民国呢?

讲历史的延续,便要讲事件的关系,由历史反思当今,我们现今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必也是源于历史的,就比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便是从这个角度,去从延安时期寻找文革发生的历史渊源,遗憾的是,这本书写到宋教仁便戛然而止,而在宋教仁之后,中国的历史依然是波澜壮阔,出场的人物对中国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书中提到的这十一位,若是能够入书,必定是无比精彩的内容。然而正如书中所表达的,不管多么厉害的人物,都不免受到其所处历史时期的局限,作者也是一样,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无法把对后面历史人物的剖析加入进来。

历史从远古走来,传承至今,你我今天所作所为,便是明天的历史,不管是入书的十一位也好,没有入书的近现代风云人物也好,加上作者、你我,都同样身处于历史之中,受到历史的局限,正好印证了这本书的书名,虽是“千古大变革”,却不免身处“局”中。

一些摘抄:

然而,《海国图志》还是很快就有了“知音”。只是这启蒙最快、获益最大的“知音”不是国人,而是日后时时处处与中国为敌的东临岛国日本。
然而,正如伽利略不得不违心地屈服,宣称自己错了一样,徐继畬为使《瀛寰志略》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厄运,书一出版,即遭剿杀。
在今天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尖塔耸立,高约五百五十五英尺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纪念塔,塔壁镶嵌着一百九十方取自世界各地、全为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铸文石刻。其中镶嵌在第十级墙壁上的一方石碑为汉字,内容便出自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救世主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
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前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李鸿章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强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所在……
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汉阳造”步枪,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仍是国人抵御日寇入侵的强有力的主要武器。若张之洞在天之灵有知,在为自己当年的洋务实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恐怕是为后人的裹足不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悲哀了!
武汉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宝发了。
他在《大陆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次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音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但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仍诚惶诚恐;曾国藩虽有过取代清廷之想,也仅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闪念而已;洋务派开办实业,目的就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于不倒;洪秀全以横扫一切的姿态,与清廷势不两立,但他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专制残暴的统治,于人类政治与社会进步而言,实在是一种极端的反动;康有为、梁启超出现了,他们也是换汤不换药的维新而已;只有孙中山,才有了推翻清朝的认识与自觉。
孙中山抵日本神户时,已有日本报纸的新闻报道《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一见,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革命”一词由是产生,取代了过去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同类词语,一直沿用至今。
先是施行“党军制度”,党掌控军队,然后是“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将提高党权,加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作用视为推动国民革命的关键,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