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历史

初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我是把它当成类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书的,读罢之后,才发觉,此书虽以清末民初十一位历史人物为线索,然而读下去却会发现,本书要讲的其实是近代历史,而中国的近代历史,可谓波澜壮阔,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今天,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形态,无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不曾有过的,可谓是“千古大变革”。

提到近代历史,读这本《千古大变局》的时候,我总是回想起上学时读的历史课本:人物和朝代在课本里走马灯似地出场,时间地点历史意义穿插其间,虽热闹,不同的人、事之间却似乎是毫无关联,历史意义则是要死记硬背下来的。几年历史课上下来,到了如今,能记住的,只有朝代之间的时间顺序,以及一些历史名人的名字罢了,经常成为考试内容的年代,早就还给老师,至于第一第二第三的条条框框里圈住的某某事件的历史影响,更是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非想说,历史课毫无用处,它毕竟在我的记忆里打了若干根桩子,让我记熟了朝代和人物的名字,虽尘封在那里,但如果我现在翻起一本讲历史的书,便能把这些桩子连起来,理顺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曾纪鑫的这本《千古大变局》就是这样一本让人能理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关系的书。

比如说讲人,在曾先生笔下,没有纯粹的好人、坏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再是脸谱化的,书中从他们成长的经历,去剖析历史人物为什么做能那样伟大的事业,而又有着这样的不足,虽然是万里挑一的时代俊杰,却因身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有些事情注定无法成功,虽让人遗憾,却又无可奈何。

除此之外,书中讲人还会把人物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异同、在历史上的逻辑关系,让人物丰满起来,又让人物之间有了关系,比如把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摆在一起分析是分内之事,自不必提,书中还会讲,身处德国的马克思听到太平天国的消息是,会如何评价,还有,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上,刻着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中描述华盛顿的字句。

比如说讲事,本书会非常强调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事件上的传承关系,试举一例:辛亥革命爆发于武昌众所周知,然而为什么其他地方的起义都会失败,而唯有武昌起义成功?作者分析,因张之洞在位之时,实行“湖北新政”,经济、军事、教育的改革影响了湖北地区的文化思想,诱发社会阶层裂变,分裂出来的力量对旧制度有着极强的冲破的欲望,也就让武汉成了辛亥革命最适宜的土壤。

再比如张之洞在汉阳开办军械厂,生产“汉阳造”步枪,然而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国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仍然是这种“汉阳造”。作者说:若张之洞在天之灵有知,在为自己当年的洋务实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恐怕是为后人的裹足不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悲哀了!

历史最怕的,就是“断代”:朝代一旦割裂开,似乎就没有了联系,不同的朝代似乎像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庞大的身躯之间只有一处不起眼铆钉相连。而真正的历史,我更愿意用过山车去形容: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又有时迂回,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巨浪滔天,虽能感受到平稳与骤变的不同,却无法找到平静与巨变之间,精确分割的那个点。历史也是如此,虽然能知道哪个朝代于哪一年正式建立,但若说人心或是社会,却是平滑变化的,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推翻皇朝统治,后面却又有袁世凯的称帝,反反复复,谁又能告诉我,中国的社会和人心,是哪一天进入了民国呢?

讲历史的延续,便要讲事件的关系,由历史反思当今,我们现今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必也是源于历史的,就比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便是从这个角度,去从延安时期寻找文革发生的历史渊源,遗憾的是,这本书写到宋教仁便戛然而止,而在宋教仁之后,中国的历史依然是波澜壮阔,出场的人物对中国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书中提到的这十一位,若是能够入书,必定是无比精彩的内容。然而正如书中所表达的,不管多么厉害的人物,都不免受到其所处历史时期的局限,作者也是一样,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无法把对后面历史人物的剖析加入进来。

历史从远古走来,传承至今,你我今天所作所为,便是明天的历史,不管是入书的十一位也好,没有入书的近现代风云人物也好,加上作者、你我,都同样身处于历史之中,受到历史的局限,正好印证了这本书的书名,虽是“千古大变革”,却不免身处“局”中。

一些摘抄:

然而,《海国图志》还是很快就有了“知音”。只是这启蒙最快、获益最大的“知音”不是国人,而是日后时时处处与中国为敌的东临岛国日本。
然而,正如伽利略不得不违心地屈服,宣称自己错了一样,徐继畬为使《瀛寰志略》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厄运,书一出版,即遭剿杀。
在今天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尖塔耸立,高约五百五十五英尺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纪念塔,塔壁镶嵌着一百九十方取自世界各地、全为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铸文石刻。其中镶嵌在第十级墙壁上的一方石碑为汉字,内容便出自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救世主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
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前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李鸿章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强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所在……
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汉阳造”步枪,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仍是国人抵御日寇入侵的强有力的主要武器。若张之洞在天之灵有知,在为自己当年的洋务实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恐怕是为后人的裹足不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悲哀了!
武汉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宝发了。
他在《大陆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次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音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但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仍诚惶诚恐;曾国藩虽有过取代清廷之想,也仅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闪念而已;洋务派开办实业,目的就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于不倒;洪秀全以横扫一切的姿态,与清廷势不两立,但他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专制残暴的统治,于人类政治与社会进步而言,实在是一种极端的反动;康有为、梁启超出现了,他们也是换汤不换药的维新而已;只有孙中山,才有了推翻清朝的认识与自觉。
孙中山抵日本神户时,已有日本报纸的新闻报道《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一见,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革命”一词由是产生,取代了过去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同类词语,一直沿用至今。
先是施行“党军制度”,党掌控军队,然后是“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将提高党权,加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作用视为推动国民革命的关键,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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