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时代 –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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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我们拿起一张地图时,看到的海岸线无非就是一些简单的曲线,平淡而又乏味,看几秒钟就会觉得厌烦,扔到一边。但若我们能启动上帝模式,从外太空一直接近地球,当视角逐渐放大,地球慢慢拉近到眼前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地图上那些原本平淡无奇的线,每一小段都有着极其丰富而又充满生机的细节,让人目不暇接,不愿错过。

历史也和海岸线一样,可详可略,从时间的外太空看历史,用那首“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开头的几十字的歌谣就可以说完上下五千年,然而展开之后,这五千年的历史足够一个高中文科生苦苦学上三年,要是我们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历史的细节,任何一个朝代的社会上的某个小领域,细细研究下来都够一个博士生做个毕业论文的。

2.

这本讲邓小平的书,差不多就是在用放大镜看历史了,书的名字叫《邓小平改变中国》,正如说明所说,它讲的是邓小平改变中国的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邓小平活了九十多岁,书中并没有详细介绍他的生平,这本一千多页的书,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了他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二这二十多年间做的事情,因为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只有他在这些年做的事情,才足以称得上是“改变中国”。

这本书的繁体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译校,大陆的简体版是三联出的,我没有拿到简体版的纸书,从网上找到的目录看,删减了“天安门悲剧”一章,其余内容删减多少尚未考证。但这本书两地的不同版本,也算是毛、邓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吧: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来的社会制度,有相当高的出版自由,而在中国大陆地区,政府仍然在试图控制着各种媒体,尽量让人们只能获取到政府想让人们获取的信息。

书籍,就像报纸、电视一样,是信息的单方向传递,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能听,无法对话,有不同意见时,没有直接即时的方式可以反驳、讨论,久而久之,于是这些传媒就有了一定的宗教性,人们在不经意间对其崇拜信仰,有人甚至对官员的讲话稿或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仔细研究,抠到每个字里面。然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纸杂志电视,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论战的主要战场,一篇文章发或者不发,有时恰恰是某一派的人下手稍微快了那么一点,有人就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从报纸上寻找着时代的风向。

3.

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论,正是邓小平时代的主线,是邓小平的功绩所在,也是邓小平的局限所在。

他能认识到毛泽东的非神圣性,把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分开,却认识不到共产党的非神圣性,始终要维护共产党的正确性。他在文革时也坚持不承认阶级斗争为纲,为以后更大改革留出了空间,但是他又要维持与毛派人的关系,无法对毛时代做真正反思,而是把这个历史包袱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构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隐忧。他为被毛泽东迫害过的刘少奇彭德怀恢复名誉,承认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又要考虑到避免出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状态,为毛派人留有余地。

邓说十五年后可能会有一个关于毛泽东的全面的新评价,如今邓小平去世都已经超过十五年了,但这种新评价似乎并没有出现,反而是毛派的支持者越来越极端。一直到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似乎仍在两种路线中间寻求平衡,越发的缺乏改革的能力和动力。邓时代为了调和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提出来了很多创新性的灵活的提法,比如中国特色,比如初级阶段,在那个时代确实缓解了矛盾,安抚了保守派,让改革可以在不那么触及保守派神经的前提下继续下去,然而这样的提法也给后续接班者留下了为自己行为辩解的滥用的可能。

这样的矛盾与调和,其实是毛时代留下来的遗产。毛泽东死后,留给后继者的遗产是一个复杂的国家,这里遍布着毛泽东的崇拜者,但这些崇拜者们,也隐约觉得文化大革命并不像是正确的路线,这使得他的后继者需要务实的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也确实是务实的人,改革初期,邓小平率团去日本访问,在日本时,日本人提到奈良是按照中国唐朝城市建造的时,邓小平说,现在这个师生关系要反过来了,坦然承认中国的落后。那个年代,有很多领导人往外走,看外面的世界,理解中国的落后所在,开始引进外资,现在我们身为普通民众,开始有了一点经济实力,是我们往外走,改变自己观念的时候了。

邓也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很多东西:好的方面说,一个进展还不错的经济改革进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国际关系,差的方面说,一个缺乏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腐败问题和频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加重。六四之后,邓小平发现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吸引年轻民众,为了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他使用的工具是爱国主义教育,并且把党和国家绑定在一起。现在很多人分不清党、国家、政府的概念,虽然不一定完全是由邓小平所导致,但他的这项政策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为了团结民众,他那个时代用过的有:西方的反华言论,东海南海的岛屿争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西方分裂势力支持疆独藏独等等。而在现今,这些说法仍然时不时的被祭出来。

4.

邓还留下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没有被透彻讨论的毛泽东。人们常说,盖棺才能定论,而如今毛的棺材是盖上了,然而他仍然像幽灵一样影响着中国政坛,这使得当今的领导者无法或者不敢对毛泽东做出新的评价。

而对毛泽东的真正清晰的评价,一定不是由政坛的领导者做出的,而是当民间言论足够自由开放,各种问题都允许被拿出来讨论的时候,由民众自己达成的共识。

有人说这样的时代的到来是历史的大势,总会达成的,然而历史大势就像是在平静的海边等待涨潮,看着涌过来的海浪,你知道后面肯定会来一个更大的浪花,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真的到来,有时候下一秒就是一个巨浪,有时候你要等上十分钟。浪花可以花十分钟来等到,而所谓迟早会来的历史大势却可能需要等上上百年,人这一生,能等几个百年?

后记:

这本一千多页的书,无法用一千多字来精确概括,不过,关于邓,关于六四,作者有一段非常不错的文字,摘抄如下: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1989 年4 月26 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批評學生領袖的人說,假如他們不那麼虛榮,不那麼自視過高,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不那麼無知,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還有人認為,假如學生和北京市民在5 月20 日沒有阻擋試圖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的部隊,政府也許能夠避免在兩周之後開槍。批評西方人的中國人認為,假如沒有西方人對學生的抗議煽風點火,沒有外國「黑手」試圖顛覆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示威活動絕對不會失去控制。

尋找深層原因的人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趙紫陽在1988 年放任通貨膨脹加劇和放鬆對消費品價格控制的決定,這個決定使群眾感到憤怒和焦慮。還有人批評高層官員濫用權力和特權,恐嚇群眾,毫無必要地嚴密監控個人生活,讓自己的親友大發不義之財。有些保守派譴責市場改革走得太快,從而助長貪婪,導致了官場腐敗。還有人相信,鄧小平沒有使國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1986 年沒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場衝突的最終原因。鄧小平確實認為,處於最高層的幹部有責任作出決定,儘管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但最終必須做他們認為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幫助的事。有些人說,假如鄧小平進行更多的選舉試驗,削弱集權主義領導體制的禁錮,引入法治,懲治貪官,國家也許能夠進步得更快,從而避免來自學生的挑戰。

還有一些幹部讚賞鄧小平處理天安門示威的方式。他們認為,當1989 年5 月底天安門廣場的形勢開始失控時,鄧小平採取的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很多幹部認為,在鄧小平無法用不向人群開槍的戒嚴令恢復秩序之後,他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所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當很多中國人把鄧小平對北京學生騷亂作出的反應與戈巴卓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時,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堅信,中國仍然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假如領導人讓知識分子享有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統一。他們也承認1989 年悲劇的嚴重性,但是他們相信,假如鄧小平在1989 年6 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

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 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 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 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 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

我們也知道,中國人對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仍然懷著深切的渴望。官場腐敗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來有增無減。很多中國人擔心,沒有更加獨立的媒體和司法制度,很難在控制腐敗上取得進步。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支持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的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小平时代 – 《邓小平改变中国》读后》有2个想法

  1.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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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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